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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鹤,他对中国最高领导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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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5 13:33:51 来源:和讯网 


中财办主任刘鹤

  6月24日,中财办主任刘鹤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刘鹤是当今影响中国经济决策最重要的智囊。2013年,习近平主席接见外宾时这样介绍身边一位助手: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选取2014年宏源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对刘鹤的全方位介绍文章,以飨读者。

  来源:宏源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刘鹤何许人也?

  刘鹤,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读于北京101中学,期间结识习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队。1970-1973年参加了中国王牌38军。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先后获得获学士、管理硕士学位。1978-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任教。1987-1988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1994-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2001年开始先后担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2003年起先后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2012年起担任十八届中央委员,2013年3月起,任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习主席喜欢讲“创新”,这是刘鹤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论最重要观点;“顶层设计”这个名词最早来自信息产业,是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鹤将其引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代表着改革已开始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旧模式……

  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当然,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执笔人。

  随着“党对经济的领导”逐渐加强,我们更需关注党口智囊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为中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鉴于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来刘鹤在各个场合很少表态发言,多是仔细倾听不同的观点,但一个人的理念或许不会轻易改变,我们整理了刘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论文、演讲和访谈,摘录其思想要点,提醒投资者高度关注。

  每个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讲究中庸和辩证法的中国尤其如此,但为了读者有个较清晰的认知,我们将刘鹤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刘鹤是一个改革派,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在经济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关注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但同时,刘鹤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近年来其思想越来越开放包容,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谙中国国情,懂得改革需要内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视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就业和社会问题,注重制度设计和安排,务实推动渐进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场派,重视企业家精神,注重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他也是坚定的改革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渐进式改革;对于城市化,他认为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强调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选择,强调推动信息化发展,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提倡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应对金融危机:应该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准备,强调外部危机通过出口和资讯渠道对中国经济两大循环的冲击。反对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做法,重视财政纪律,注重将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刘鹤注意区分过去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十七大后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刘鹤指出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对改革的认识:从90年代起就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但也认识到改革的客观困难,认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因此,对改革既认识到需要倒逼,同时又认识到只能务实的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强调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支持发展的方向?创新(熊彼特式创新),新经济,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服务业,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

  有两点需要提请读者注意:其一,我们相信刘鹤会继续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改革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但党终究是走集体决策程序,不应过分夸大单个人的作用,并且,刘鹤的影响可能仅限于财经层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国家治理等其它层面的制度改革如国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刘鹤的影响范围;其二,尽管我们力求原汁原味的总结展示刘鹤的观点,受时间精力和能力所限,我们对刘鹤的解读可能会不够深入、客观和全面,我们在每节前面均注明了所参考的资料,方便读者按图索骥直接品读原文。

  一、应对金融危机: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贸易开放和汇率稳定。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经济遭遇危机时刘鹤的态度是什么:

  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此表态,指出要重视外部经济变化对国内的影响,但同时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至于让中国内部经济政策做出巨大调整。

  刘鹤2008年在《中国金融》发文指出,当前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经济体真正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吗?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定义目前全球出现的通胀,如何认识中国通胀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的通胀吗?第三个问题,我们总是说结构调整,希望中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但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新的失业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该怎样安排?第四个问题,目前虽然全球金融市场面对暂时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终究我们将面临一次全球流动性的大量过剩,各个国家究竟该怎样应对。

  在财经2008年年会上刘鹤表示,由于中国市场和国际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做出反应,但他也认为,从总的格局来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至于让中国内部经济政策做出巨大调整。

  (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传导渠道

  刘鹤在谈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讲到,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股市的本能、中国经济敏感部位的收缩传导到整体经济的。造成沿海经济减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续性的长期结构性原因,特别是原油价格冲顶使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沿海经济体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二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收紧)碰头减速了经济增长步伐。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传导的。一是国际贸易渠道,近20 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是从海运港口开始的;第二个渠道是资讯渠道,然后是信心崩溃,国际虚拟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很快席卷发达国家,并向全球扩散。出口和资讯两个渠道扩散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使经济长期赖以增长的两个循环都受到很大阻碍。第一个循环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顺差到收益分配和国内就业及消费之间形成的循环,另一个循环是住房需求拉动的房地产开发产业链条和以地租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环。在两个循环中,前者影响后者,因为住房终端需求受前者影响更大。两个循环受阻,使经济增长下滑、国内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高度依赖股市的中等收入者们的财富性收入受到影响,从而引起消费增长速度趋平。中国经济两个基本循环圈受阻的情况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本质上是对中国过度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冲击,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特别是近2000 万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失业。(资料:《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政策应对》,2009年)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贸易开放和汇率稳定。

  1.中国:“三大政策思考”,长期判断十分重要,重视需求与储蓄的调整,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其次,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最后,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2)利用外部危机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开放贸易环境和稳定汇率。

  对于金融危机的对策和态度,刘鹤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与此同时,认为短期乱局中的长期判断十分重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继续扩大进出口,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着手制定和实施钢铁、汽车、纺织和装备制造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3)重视需求与储蓄的调整,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2011)中,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资源可获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2012年《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中提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将继续加快。未来的改革应当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所谓价值导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坚持产权保护,坚持鼓励竞争,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谓问题导向,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和有先后顺序地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财税、价格、金融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顺利推进。

  2.拉美教训:克服危机应避免民粹主义;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学习

  在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刘鹤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同时,刘鹤认为阿根廷和智利经济发展出现好转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放弃货币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变化;

  第二,严肃财政纪律,力争使财政经常项目的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的水平,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要求将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约;

  第三,进一步强化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鼓励企业家的投资和创新。

  (三)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政策应对》(2009)中,刘鹤认为,金融危机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一,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复市场的信心尚需时间;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样调整,国家福利制度怎样安排,城市化进程怎样推进,中等收入者阶层怎样扩大,产权和劳动者的权益怎样得到保护,金融制度怎样进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设计。需要注意的三个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是银行从惜贷到超量放贷现象,扩张的信贷注入大企业和政府性大项目,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尚未缓解;二是财政惜税现象。由于税收急剧减少,支出的压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规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对各方面要求减税的压力,财政和税务部门出现了明显的惜税心态。在房地产界,普遍的呼吁是售房抵扣个人所得税将有可能挽救房地产市场。在汽车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强烈要求,对这些财税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三是消费者的“惜现”现象有一定显现,特别是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明显减少。在出现这三种行为的同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界还出现了“持币待政”现象。由于诸多政策快速出台,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政策,因此推迟了投资决策的时间。

  刘鹤还提示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滞胀并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在经济刚出现复苏的拐点,在全球网络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时代,从初级产品通缩到价格飞涨可能仅在瞬间。这场金融危机存在出现一波三折的潜在风险,一旦如此,金融危机经历的时间会比想象的还要长久,对此亦高度警觉和防范。

  二、市场派:重视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刘鹤是个典型的市场派的学者,在其早期的观点中,已经表露的非常明显,例如,199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600405,股吧)何在》一文中指出,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已经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他还多次提及企业家精神,重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

  (一)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刘鹤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应归功于充分汲取“文革”教训,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正确发挥政府应有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把中国经济成功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容易产生误导。”

  在谈到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发展时,刘鹤提到,“真正的驱动力量是私人企业家和市场机制”。“虽然我们在改革初期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但实际上改革的成功试点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这在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护相对的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推动公平竞争,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在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他还多次提及企业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发育十周年上海会议的讲演中提到,风险投资家具有识别功能、融资功能,同时能够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把关联的战略合作者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利益共享、共做贡献、规避风险,防止出现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出现的CEO道德风险和CEO的认知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含义上的企业家”。刘鹤在《关于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重点内容》中指出,“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市场需求变化,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捕捉真正的市场机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注: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

  刘鹤在2006年时曾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人们明显感觉到来自资源、环境、人口、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土地、淡水、石油资源的紧缺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制约。在这个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使生产活动和资源条件更好地适应。

  刘鹤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完善的是鼓励企业家进行生产型创新,而不是寻租型创新的制度环境。国家需要通过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护知识产权,这样才能使研发的活动得到激励。在研发初期,国家公共政策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刘鹤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互补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补形势有很大的区别。”“至于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事情,就不应该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标。”“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不应该把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两者在现代经济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冲动和政府对改革自觉性引导相结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一,识别功能。他们能够敏感地发现新技术的潜在价值,准确嗅觉市场机会所在,把技术信号转化为经济信号。

  第二,融资功能。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重要性并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进行风险融资。

  第三,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把关联的战略合作者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利益共享、共做贡献、规避风险,防止出现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出现的CEO道德风险和CEO的认知风险。

  对于风险投资,刘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风险投资无风险。因为风险投资家在投资以前,已经对市场风险、技术的实现以及股东的合作进行了充分论证,在他真正进行投资时,风险已经很小,这个领域需要知晓市场;其次,具有组织能力和专业人才的人,这些人就是风险投资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含义上的企业家;第三,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机构是谁、有多大名声,而在于谁在做。因此,在这个领域,好的名声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信用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渐进式改革

  刘鹤是个坚定务实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维和实用主义者的务实圆融。

  关于改革问题,刘鹤曾直言“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由现实发展问题提出的,历次改革都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质。”对中国历年改革的认知上,相比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刘鹤主张统筹协调多方面改革,实行“改革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进行“渐进式改革”。

  刘鹤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又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从局部到全局、从微观到宏观、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径”。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冲动和政府对改革自觉性引导相结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刘鹤所主笔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不加快改革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内容上则突出强调了两点:第一,改革的路径要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第二,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难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刘鹤认为,从经济总需求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减少净出口;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资本质量,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内需驱动、创新驱动轨道。《建议》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改革垄断行业和发展非公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财税改革(特别是建立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政体制和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大范围,所得税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小金融、资本市场深化、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汇率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加快要素价格改革(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信用体制和煤、电、油、气、水等价格改革)以及加快社会领域改革(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几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任务,同时提出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增加透明度、扩大公共参与和维护法治权威等)的要求。

  对于中国“十二五”《建议》中提出的顶层设计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的几个重点任务:

  (1)围绕扩大就业和完善创业环境所要推动的改革(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以立法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发展环境,使其与国有经济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资渠道,加快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全面改造,使之成为县域商业贷款的主体,发挥其配置储蓄资源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风险投资市场的改革,使小型企业的创新行为获得金融资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权益保护,加快信用评价机构的发展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此相对应,要清醒认识到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使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2)围绕城市化和人口转移所推进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会保障体系)。明确政府与市场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中央政府将更注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设,地方政府更多承担廉租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责任。要努力满足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产权房比重。第二,规范土地使用、住房消费信贷条件,引导形成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给体系。第三,开展试点,在建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征收对象和标准、税收归属和使用等方面积累经验,研究开征房地产税,以此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获得扩大公共服务的税源。第四,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引导社会预期,严格管理投机需求,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3)围绕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推进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第二,保护知识产权。(附录二:《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2011年)

  在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个趋势即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无疑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刘鹤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三大趋势,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机会,积聚着潜能。城市化提供着高速增长的空间,市场化使填补这一空间的效率更高,而国际化则使上述两个过程按现代标准运作。机会和潜能主要在于:第一,需求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包括基础结构充实的巨大需求,新支柱产业特别是住宅业发展带动的需求;专业化操作和国际化分工而引起的结构调整需求;新兴产业崛起特别是金融、保险及其它市场服务业发展引起的需求及随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产生的其它结构性需求变化;第二,供给体系的新组合,由于产权受到保护,个人财产要保值增值,亿万人将成为直接投资者。市场取向的改革,则使居民进一步提高储蓄倾向,使投资获得充实的供给来源;第三,新的激励机制的形成,促成了资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2010年刘鹤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指出,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支点,应稳步推进城市化。

  四、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在关于城市化问题上,刘鹤在早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就提及了城市化: 1993年,在《城市化、国际化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基调的判断》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将沿着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三个主流趋势前进。”中国经济当时要求的城市化是,从成本费用及其社会两个分析角度出发,有计划地塑造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的城市群体网络,引导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统,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派生的非农业产业群,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

  在后来的公开言论中也不断提及城市化的重要性:1998年他在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中指出,城市化趋势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决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比较利益驱动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同时他也认为,今后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三次产业构成发生影响。关于城市化发展出路这一观点,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2000年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曾指出,经济结构的第二个明显的矛盾,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

  一直到现在,刘鹤仍在强调城市化的重要性。“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

  “(1)从需求角度,城市化的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住房、基建投资;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

  (2)从供给角度看,城市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制造业、营销网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加明确的生产方向。)

  (3)从金融体系的资金状况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有效消化。”(附录一:《增长点与关注点》,2010年)

  在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而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呢?刘鹤认为,从最宏观的意义上说,中国只有两类城市。一类是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一类是增加净供给的城市。“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创造最终净需求从而接纳农业转移劳动人口的城市。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为主和小城镇为主的两派之争,双方理由都很充分,争执不下,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导致不少困惑,后来干脆出现了“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折中说法。刘鹤则主张综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两者的长处,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过大或过小的弊端。

  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可能最适合当前中国的国情。“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杀富济贫再分配》,2012年)

  五、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刘鹤认为,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水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也是国家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的聚合点。刘鹤思想中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早期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主要是其担任国家计委领导期间形成的。

  新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兴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重大。这一观点主要是其工作于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期间形成的。

  借鉴国际经验调整产业结构,这一观点主要是其工作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期间形成。

  (一)国家计委期间: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

  刘鹤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机构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在产业结构调整方式方面其认为“总的方向上,市场机制应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加强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对于90年代产业机构应该调整的领域,他提到应该扩大出口,逐步放开进口,抑制投机性产业的盲目扩张,对资本密集的几个支柱产业实行鼓励发展的政策,继续充实社会资本,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

  对于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其在《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一文中指出应该发展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指,利用开放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尽可能利用国际合作的形式在关键几个产业特别是设备制造业加以吸纳转换,尽早形成开发和生产实力,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素质。

  与上述含义相呼应,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还包括这样一些宏观侧面:初级产业占国民经济总份额的进一步下降,制造业中支柱产业的扩张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应该看到,高度化现象与城市化现象存有冲突。在我国, 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被推入同一日程之内。在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土地成本和基础设施费用) 需要巨额投入, 而支柱产业高度化的,初期同样投资巨大。两者相互竞争资源现象必将加重, 这最终会反映在国际收支的压力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要求上。以城市化为主要线索和依据, 在逐步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 引导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国际化, 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

  对于新趋势下未来二十年产业政策的主要类型和形式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性的产业政策纲领。主要内容是在准确分析和把握经济发展、体制等环境、背景的基础上,勾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变动的长期性大趋势: 展示主要产业的市场、技术、产业规模的发展前景; 政府对各个产业发展规模、速度的基本态度; 产业政策的基础框架和政策方向。

  (2)特定产业和领域的基本法,而产业基本法主要适用于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的产业: 公共性较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属于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

  (3)特定产业振兴条例。主要是针对在一定时期,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或从对外贸易以及从社会目标考虑需要对特定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植的产业。此类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似应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公布, 其范围要尽可能缩小, 期限也要明确。

  (4)产业优先序列。这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政府对各个产业、产品发展优先顺序的一种意图。

  (5)规模经济和技术标准。这是指政府按照各个产业的经济技术规律, 在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和产品领域, 制定最低规模经济标准, 规定企业进入的起点规模, 从而跨过小规模—竞争—兼并和合并——大规模的漫长过程, 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 降低成本。

  (6)特定地域的产业政策。这是对特定地域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考虑, 并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扶植、鼓励以及限制的产业布局政策, 是根据纲领性产业政策中产业布局政策的原则, 把产业发展和地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具体政策。(《体制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政策变化走向》、《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

  这一时期主要观点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趋势必然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发挥市场机制。

  (二)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期间:关注新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一、二产业的比重,而在新经济时代,信息产业归属于第三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体,其发展将直接驱动经济增长,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刘鹤曾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即通过启动信息服务业来拉动国内的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技术水平。”

  如何实现这一点?

  (1)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网络平台上,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展和公开化,使其满足信息社会需求;

  (2)扩大的信息用户与网络范围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从而建立信息资源开发走上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

  (3)拉动国内以汉化为基础的软件业的发展,达到规模后形成自主的标准;

  (4)以标准为启动器,重组国内硬件产业。(《正面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2000年)

  这个时期的关注点主要在信息产业上,认为信息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并且,信息产业的发展能够继续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能够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期间:国际视野

  这个时期的观点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影响,在2006年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其指出,拉美经济发展的经验之一是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克服“荷兰病”。由于拉美国家产业构成比较单一,初级产品出口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初级产品出口的盈利取决于国际贸易条件,一旦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国内经济会出现短暂繁荣,而贸易条件一旦恶化,经济立即进入衰退。无论是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所能吸纳和排斥的都是一部分劳动力,而大量劳动力被排斥在产业结构之外。为了克服这种产业结构单一的“荷兰病”现象,这些国家开始重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含量高、又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的中小企业发展,这项政策成为拉美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另一个关键。

  拉美国家这种经验实际上是其早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主张,再加之全球视野,将国际贸易也容纳到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的产业调整不仅仅要关注国内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而且要从全球市场、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待产业结构调整。

  六、信息产业:经济增长点所在

  关于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其主要观点集中在担任国家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期间,多次强调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服务业重点发展的是新经济(信息产业)。

  刘鹤认为信息产业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点所在,针对新经济的环境特征,刘鹤对比美国发现,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在市场制度、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创新体制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距,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角色上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的落差。因此,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国的道路发展新经济。

  中国发展新经济时,要注意关注几个点:

  (1)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人口规模将近达到两亿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2)庞大的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地理优势正逐步地与新技术相结合,外国投资者也向这个领域不断的流动,这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制造业生产基地。

  (3)人才资本技术储备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雄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储备正在与国际化的惯例对接,同时,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开始回流。

  (4)经济体制转制的速度开始加快,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正逐步形成。

  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同国家的路径选择,或者说路径依赖,中国在接受和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此处特指互联网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极不相同的初始条件,决定中国的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路径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标准方面中国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二是在面向市场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将不再主要是出口导向,而是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高度对接,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调是结构调整;三是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相互渗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间将有广泛的合作与互动,政府的作用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影响,而是长期的文化。(附录三:《把发展新经济与改革的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和现实挑战》,2001年)

  实际上将其总结发现其认为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动力在于:城市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国际化、产业结构加快调整。

  在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提到,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信息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加快转型。刘鹤表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技术垄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讲话)

  七、现代服务业: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

  确实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努力开拓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创新模式引领发展,激励人才优质发展。

  刘鹤在2012年3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认为“要深刻认识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首先,现代服务业是指服务业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第二,社会结构,特别是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引起的需要。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提高,是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第三是我们制造业分工深化所创造的巨大的需求。目前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很大,大而全的现象比较严重,产业集中度低,专业化分工水平没有到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集中分工深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大趋势。

  刘鹤指出,在服务业当中又提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区别。究竟怎么认识呢?我个人的理解是,服务业如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总的来看,我们也认为服务业它的范畴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刘鹤也指出了当前要把握的现代服务业的关键问题:

  第一,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健全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条件,探索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金融、税收、价格制度和统计体系;与此同时,市场应根据需求变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积极理性的参与竞争。

  第二,创新模式引领发展。注重创造性的行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发展企业和群众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负责任的做好群体化、个性化、阶层化的服务,使得满足需求、提供服务和创造利润统一起来。

  第三,激励人才优质发展。刘鹤指出,要注重创造一种利益兼容的新机制,激发认得创造力,吸引优秀企业家;同时也要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增强诚信意识和精品意识,切实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八、教育与人力资本: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经济

  无论是推动信息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这两个议题都离不开同一个要素:人力资本。

  刘鹤在2001年的深圳“全球脑库新经济研讨会”上提到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也不理解,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对技术也理解,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的一个重要制约。另一方面,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市场需求变化,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捕捉真正的市场机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

  从国外的经验看,2006年《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中,其提及: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贫困现象被不断再生产出来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之一,解决方法之一是狠抓人力资本形成,切实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而在《对欧盟区域发展政策的几点印象》中,看中欧盟“投资于人,认为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起决定作用,同期有23%的资金投资于教育、培训和发扬企业家精神”。

  因此,刘鹤指出,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要注重教育资源的平等,主意农村劳动资源的人力资本的积累。

  九、收入分配:非“杀富济贫”式

  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刘鹤认为,“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刘鹤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因此谈不上发展;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使社会大局失去稳定,因此不可能发展。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是《建议》需要格外审慎处理的问题。

  同时,拉美国家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表明,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都必须有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来支撑,都不能仅为短期的选举政治目标服务。(《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杀富济贫再分配》)。

  在这,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就业。特别强调发展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来创造就业,创造各种制度环境改善就业条件;

  第二,强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强调教育。劳动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是否具备市场适应能力。(2010,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财经》(博客,微博))

  在收入分配改善结果上他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是可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缩的客观条件。海和内地的分配差距在于沿海地区率先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带来的红利,在全球化形势逆转后,生产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可能逐步缩小两者收入差别。

  十、思想理论:熊彼特、Romer

  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观点时,刘鹤很少提到经济学家,但有两位例外,那就是熊彼特和Romer,此外,刘鹤也曾咨询过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Spence),也提到过马克思。在谈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时,刘鹤多次提到熊彼特;在谈及经济发展的动力时,曾经多次引用Romer的关于新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市场相对低迷,去杠杆化的过程还在深化,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更为审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传统的商业扩张模式已经难以具有生命力。刘鹤认为现在特别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刘鹤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重视熊彼特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走出低迷的商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巨大的国内市场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步伐还在继续加快,因此,只要真正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新的商业模式就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另外,也要重视商业界提出的“长尾”理论。过去人们比较重视20%的人的消费,当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的时候,将“长尾巴”80%的人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对于做好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之,要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薄利多销,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在2012年中国经济年会上,刘鹤再次强调:在这个时刻,可能我们有必要再了解和学习一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刘鹤注意区分过去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十七大后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刘鹤指出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来源:宏源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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